内卷”是当下的热门词汇之一，而“极度内卷”更是不乏存在，国内同行“卷”、出海还在“卷”…… 其实，“内卷”只是表象，是结果，“内卷”的根源是不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中国制造业的“内卷”和教育的“内卷”是同构的，要改变这个局面，法律和产业政策就必须由之前的“帮强”转向“扶弱”。
“极度内卷的中国企业征战海外，击败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方行业巨头... ...”简直是现代商战版的励志故事，所以特别符合中国传统的价值观。
古代“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铁杵成针，愚公移山之类的劝学故事就汗牛充栋。凭借在国内卷出来的扎实的数理化功底，现在小镇做题家们出国后成绩都名列前茅，完爆每天只知道泡吧搞对象的白人同学... ...因此大多数中国人都自然而然地相信，中国企业出海就像大学生出国：高考的洗礼锤炼出中国留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坚实的基本功；末位淘汰和996工作制则把中国企业打造一批纪律严明、能打硬仗的钢铁之师，所以中国企业出海一定会把西方巨头杀得片甲不留。可见，“极度内卷的中国企业出海后必将大杀四方”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中国传统价值上做出的判断，确切的说是道德判断，而不是逻辑判断。如果你是个坚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护者，那么本文的结论可能会震碎你的三观。“内卷”的目标是做大企业，企业越大能获得的社会资源也就越多搞制造如果没有规模，银行都贷不到款。相反，如果企业做大了，那么各种资源都会集中过来，地方政府也会鼓励头部企业继续扩大规模，甚至要求地方银行给以低息贷款。企业如果做大了做出名了，就会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保护，就像粉丝保护偶像。明星企业即便拖欠员工工资，拖欠小供应商货款根本不算事，即便爆出产品数据造假，质量缺陷等丑闻，也能成功地平息舆论。所以在国内市场，企业做大规模是极具诱惑力的。
即便出海，中国企业仍然会卷，至死方休经常听报道外国对中国某个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之前一直有个疑惑：中国厂商只需要把价格定得比竞争对手稍微低一些就可以了，这样利润还更高，为什么要把价格打得那么低，以至于被认为是倾销？因为出海后和你拼价格的仍然是国内邻村的那帮孙子。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某产品外国公司的价格是100块钱，中国A公司的同类产品性价比高质量也很好，报价90块，非常有竞争力；正在A公司志在必得的时候，对街的B公司报价80，虽然利润已经非常微薄，但是加上出口退税，新能源补贴，外汇差价等七七八八的收入，刨除一年的费用，再避避税，到年底还能有的赚；正当A公司考虑要不要跟进降价的时候，镇上的C公司报价70，而且有现货。因为C公司是镇上的明星企业，设备多，规模大，靠走量获得利润，也做了很多库存。如果产品长时间不能变现，工厂长期无法饱和生产，那么将产生无法估量的成本。所以即便报价接近A和B的成本，C公司仍然可以生存。正当A和B盘算着要不要退出的时候，在市中心刚盖了总部大楼的D公司出价60。因为D准备上市，所以需要海外订单作为题材，对于这个项目更是志在必得。就算亏本赚吆喝，这单亏的钱在股票市场个把小时就能赚回来。D公司的搅局让A，B，C已经在考虑退出了，这时村头E公司老板登场了。只见他点了根华子，粗壮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计算器传出性感又不失庄重的女播音员抑扬顿挫声音：“归零，5+3+，+，等于。。。”最后E老板在烟灰缸里掐灭了手中的烟头，胸有成竹地说：“俺爆假物石”。50？所有人都惊掉下巴，因为这完全是亏本的买卖了。但是E老板有他自己的盘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签下这个大订单，有了这么大的国际项目，拿地，贷款，都不需要自己出面，管委会和镇领导就都包办了，因为这也是妥妥的“一把手工程”。这样就可以从当地的乡镇银行低息贷出一大笔款，开发区的几百亩工业用地连厂房几乎是白送，其中一半厂房先租出去，叫上搞房地产的兄弟在周边地块开发员工宿舍和商品房。员工都是现招，从A，B，C，D公司挖个技术大拿，操作工在周边找就行。生产设备都买二手的最便宜的牌子，一次进货500台机器，只付20%的预付款，至于原材料的钱可以先欠着，等客户钱到账了再付。这个单子做完，员工辞退，设备卖掉，厂房出租。再以品质不过关为理由把供应商的钱往下压一压。到最后自己现金流不但不亏，周边地产还收益颇丰。由于为当地做出了突出贡献，还华丽转身成为身价过亿的人大代表。。。。。。上述场景虽然戏剧化，但实际的项目操作要更加离谱。从中也不难发现低价竞争的内在逻辑，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做大规模。只有规模足够大，银行才给贷款，政策才有扶持，税收才能减免。只要规模足够大，就有议价优势，就能拖欠供应商货款，就能更低成本地使用各种社会资源。由于规模足够大，就能够进一步地降低成本和市场价格，把其他厂家卷死，并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企业“内卷”是因为没得选很多行业给民企设置了准入门槛，所以客观上就造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利润最高的军工，能源，航空航天最肥的订单都是留给国企的，民企最多是接国企分包下来的业务，利润就被分掉了大半，还得有关系才能拿到订单。即便是民企自由竞争的行业，政府也特别喜欢插手干预，表现为重点扶持某些有前途的企业，产能过剩时会责令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搬迁，也会主导把产业基金投给一些被专家评定为有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看似好心，但结果是坏了规矩。我称之为“实验班模型”
“实验班”模式造成内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自由市场经济如果不加以约束，最终会出现一家独大或者寡头垄断，届时，获得市场垄断地位的大托拉斯会提高产品价格，剥削大众。资本主义国家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于是出台了反托拉斯，反垄断的相关法律，并且保护中小企业，确保中小企业在和大企业的商业活动中不会因为体量的差距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简而言之，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策略都是“扶弱”。我们的产业政策是“帮强”，就是给行业领军者更大的支持，希望将其打造成全球范围的商业航母。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在经济起步阶段也都是采取了扶持优势企业政策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收效。但是，这个帮强的政策是在加剧一个正反馈：让强者更加快速地做大规模，就像黑洞一样吸收资源，副作用是让行业内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无法存活。所以，为了获得资源分配者的青睐，每个企业只能使劲浑身解数，争取做大规模，为了做大就必须拼命卷价格。企业之间的内卷和教育的内卷原因是一样的。罪魁祸首都是资源分配者，我称之为“实验班模型”。学校希望通过实验班把好学苗集中起来，配以最好的老师，争取让实验班的学生考到更好的学校，如此一来学校也获得更好的声誉。地方政府同样会特别关注辖区内有望做大做强的企业，给以政策扶持，对接更多资源，最好能做上市，并带动地方经济。其实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这种“实验班”模式也确实拉动了地方经济，培育了不少大公司。但是却加剧了市场扭曲，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实验班”模式的危害我上高中那会儿，家里那个小地方有个二高中（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应该也算是市重点，但地位不如一高中。因为能考上好大学的人数很少，所以当时这个学校提出个“清北计划”，即要在3年内培养出能考上清华北大的优秀学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学校把最优秀的师资力量分配给了最有潜力考上清华北大的十来个尖子生。临近高考的时候还把优秀班干部，优秀团员之类的加分都给到潜力最大的好学生。这个“清北计划”也确实成功了，当年就有一个考了北大。
所以在中国想考好大学就必须得想办法考进重点高中，进重点班，成为重点培养对象。就必须卷。虽然这种“实验班”和“清北计划”的教育选拔方式培养了几个尖子生，但代价却是更多普通学生无法获得应有的教育资源。现在的产业政策和“实验班”模式基本上是同构的。都会造成“一将功成万骨枯”最终的局面。这种模式都是对强者的偏袒，和对弱者的忽视。结果是捧杀强者，损害弱者，摧毁产业生态。当一个学生成为全校老师的希望，当一个企业成为全国人民的寄托，这个学生和企业要么背负沉重的人设压力患上心理疾病，要么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比如有的学生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为全校全家人的希望，但是高三的时候成绩下滑，又不想让老师和家长失望，于是开始作弊。就像某些科技企业，为了维护国货之光，民族希望的人设，不惜大吹牛皮。一旦牛皮吹破，那么公司苦心经营的人设也就崩了。
制造业的强大在于产业生态，产业生态健康与否取决于多样的中小企业对弱者的忽视也会错过很多机会。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企业其实蕴藏着巨大的潜能。特别是现代全球供应链已经变得极度复杂，专业分工也极其细化，一些专业技术团队往往只有几十个人，却为全球大公司提供技术服务。比如我知道一个专门做机床温度仿真和控制方案的小公司，只有10几号人，却为周边几十个工业设备公司服务。由于设备公司不需要一直做温度仿真，所以养这样一个团队太不经济；这十几个人的小团队由于服务多家企业客户，所以过得很滋润。这种业务做大了也并不具有规模优势，所以做成一个区域性的小微企业就足够了。现代制造业恰恰需要大量的这种小微企业针对不同项目提供专业的服务。而制造业的强大与否在于多样性。我一直不认同按高中低端划分制造业和技术。技术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适不适合。比如在数码时代冲洗胶卷看似过失了，但是光刻工艺就用了特殊的显影液。一个看起来难度很高的技术其实可以不断地拆分成若干个相对简单的技术。比如被吹得神乎其神的高端机床：单靠任何一项技术都做不出所谓的高精度机床，组合成精密机床的零部件和控制系统没有任何神秘的，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甚至可以找到工程咨询公司帮忙设计，而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供应商是不可替换的。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技术不常见。比如普通机床的水冷装置温度控制在+/-5°C就可以了，但是高精度机床要求温度在+/-0.1°C，因此要求高精度空调。但是高精度空调通常用在机房，医院，车间等较大的空间，而精度要求在+/-0.5°C即可。机床的加工区域相对很小，因此把温度控制在+/-0.1°C以内对于精密空调生产商来说虽然不简单，但并非无法攻克。问题是这种需求并不多，太鸡肋，所以大厂未必愿意投入研发。所以这种小众市场的产品一般都是中小企业在做。能够生产满足特殊的设计要求的工业产品的中小企业越多，就意味着制造业的生态越具有多样性，因此产业的稳定性也就越强。
中国企业之所以“内卷”得厉害，是因为所有企业都想通过薄利多销策略“做大”规模。企业之所以对“做大”有执念，是因为政府“实验班模式”的干预行为。政府的干预导致更多的资源流向头部的大企业，而小公司的权益却得不到保障。“实验班模式”导致“内卷”，“内卷”导致中小制造企业经营困难，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导致制造生态的脆弱性，这样的制造业后劲不足。要改变这个恶性循环，法律和产业政策就必须由之前的“帮强”，转向“扶弱”。
